非洲豬瘟在我國暴發三年來,政府出資救市,推動了養豬規模化發展。為什么越規模化價格越不穩定?這次豬價下跌,政策體系建設是不是應該有更大的舉措?生豬養殖的下一個方向是什么?規模化的路應該怎么走?社會關切亟待回答。
2018年8月非瘟暴發以來,我國生豬產業進入一個邊恢復邊治理的階段。恢復的工作目前“已經提前完成任務”。治理的工作也已經做了很多,包括信息化市場化體系的完善,更多的是在養豬業的產業發展管理上做了不少工作。社會上普遍了解的就是大企業的茁壯成長,養豬規模化比重提高,另一個就是散戶養殖被重新得到支持和保護。目前,我國養豬業的總體布局基本合理,方向正確。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補上了短板,糾正了偏差,制定了新規,形成了養豬業新的結構布局和管理手段。包括生豬期貨的上市,表明我國服務養豬業的市場化手段越來越完善。
價格下跌,一開始是合理的回歸,但目前這種狀況已經不科學了。如果抵不住虧損的企業退出行業,“穩產保供”又要重啟。真是“打臉”。那跌了又漲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這是真漲假漲?市場上的分析有以下幾條:1、跌破成本線使養豬戶惜售,尤其是二次育肥戶,價跌時抗價壓欄。屠企在收豬難后,又通過提價來刺激養戶賣豬。2、不少人把下跌上漲歸結為集團豬企聯合操控,認為是他們帶動養豬超速恢復,當前又憑借高市場占有率,聯手操控市場實現提價目的。3、作為本輪豬價下跌的符號“超大體重豬”經歷這波暴跌后在夏季不能繼續壓欄只能賣了,加之豬價調低后對消費的提升也促進了豬價反彈。4、國家發改委6月28日發布公告稱目前已進入過度下跌一級預警區間,中央和地方將啟動豬肉收儲工作,這給市場帶來一定的提振。
那么,這些原因的原因又是什么?其實,一些主體針對市場的行為選擇在任何時候都會出現。我們現在需要找到抑制某些不當行為的根本措施。應該說,一直以來市場和政府都把“穩產保供”的希望寄托在大集團豬企身上,或者說是寄托在養豬規模化上。“規模化養豬將成主流”,還是目前專家的基本判斷。理由是規模養殖戶以及龍頭企業在此輪產能恢復中抓住政策和市場紅利得以快速擴張,而小散養殖戶受疫情沖擊、資金局限等因素影響,恢復速度比較慢。
其實呢?記者最近在四川西南兩個縣采訪發現,這些山區散戶沒有受疫情影響,反而是受了價格下跌影響。但他們依舊可以抵擋得住。有研究發現,過去幾個周期,自繁自養的成本不比大型養殖企業高。據養豬業內統計,一個豬周期下來,小散養殖戶出欄的生豬平均每頭可盈利三四百元。目前,行業內普遍認為,規模養殖未來將占主導地位,中小散戶成為有效補充。這個觀念的轉變或者確立是養豬行業這次波動最大的收獲。散戶的蓄水池作用不可小覷。“穩產保供”要立足整個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目前中老年農民能自主經營的產業并不多,養豬成為把農民留在鄉村的重要抓手。
事實也證明,每一次波動中被淘汰者與規模大小不相關,上市企業也照樣有被淘汰的。豬價下跌兇猛的時候,有豬企頭部企業想托市不是也沒有托得起來嗎?這說明,價格波動與規模化沒有直接關系。規模化是養豬產業內部的事情,是生產管理的問題,而價格波動是市場的問題。與整個市場供應、調控、消費相關。所以,要突破豬周期,僅在“業內”打轉轉是突破不了的。行業管理問題需要用法規來規范,也需要政策來加持。目前,圍繞新的發展要求,法規修訂完善以及行業監管亟待加強。
比如說“超大體重豬”的問題。這個特殊的“大豬壓欄”現象是養豬主體看漲豬價導致的。據報道,目前豬只體重超過500斤上市的存在一定比例。520斤的“超大豬”可供應478斤豬肉,而220斤的標重生豬只能供應176斤豬肉。超大豬除了加大豬肉供應量,還降低了生豬養殖效率,增加了飼料“浪費性”需求。據統計,超過250斤后,肉料比快速提升;超過350斤后,肉料比值在3.5~4.0,而正常生豬養殖肉料比值在2.7~2.8。所以,防止“超大豬”上市是行業管理的重要任務。大連商品交易所1月8日上市的生豬期貨將生豬期貨交割標準品的均重范圍設置為100至120公斤,單體體重范圍設置為90至140公斤。屠宰法對此雖然沒有法規,但是屠宰設備對體重是有要求的。
我們一直在學習發達國家農業現代化,很多領域我們已經有所超越,比如一些豬企的“規模化”水平。但是我們規模化的效益效果為啥不行?我們大型豬企目前的股價在紛紛下跌。我國養豬業現代化第一個階段學習了規模化,目前應該向第二個階段轉型——規范化。這才是發達國家養豬業規模化運行的實質。規模化是形式,規范化才是實質。我們的企業把規定都掛在墻上,他們的企業把規定刻在骨子里。我們目前要追趕的就是規范化,要在管理上加持,在全行業全市場管理上加持。比如對超大豬的問題,要實施全面管控,既然期貨交割有了規定,屠宰企業也應該配合執行,國家收儲過程中也應該給予呼應。
農業農村部提出,今后一個時期,“穩產保供”的目標是將全國豬肉年產量穩定在5500萬噸左右,豬肉自給率保持在95%左右。并提出探索建立生豬產能調控機制,以產銷大省、養殖大縣和規模養殖企業為重點,以能繁母豬存欄變化率為核心指標,設定能繁母豬和規模豬場的最低保有量,完善調控政策。這讓我們看到了轉型的模樣,正在啟動“量變”向質變的轉型,正在接近現代化管理的實質。但是,我們還要建立行業發展監管機制,監督法律法規的協調執行,推進全行業向規范化管理邁進。
沒有規范化管理,規模化就只是個“階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