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聯社12月7日訊（記者 張晨靜 王平安 劉建）“我前年選擇簽約成了一家大型養豬企業的代養戶。”像黃平一樣，從曾經的散養戶，成為代養戶或養殖工人，在生豬養殖行業，發生這樣身份轉變的人數可以以萬人計。
2018年，非洲豬瘟爆發，部分養殖戶遭受重擊，清場、負債、逃離。隨之而來的是，我國養豬業進入加速規模化時代。部分散戶選擇永遠離開生豬養殖業，僅2019、2020年，由疫病價格波動因素，每年退出養殖戶超400萬戶。
部分退出的散戶用另一種身份重新參與到行業里，黃平、陳升們成為了集團企業的一名代養戶，張海龍、張婭婭們成為了大型企業的養殖員工。
牧原股份（002714.SZ）首席法務官袁合賓透露，“我們去年做了一個統計，現在牧原14萬員工里面，有7000名養殖在技工加入牧原之前是養殖戶。”
以另一種身份參與到行業里的個體，他們現在過得如何？未來，“他們”和“企業”將何去何從，能否同生共贏？
他們成為“代養戶”
2018年非洲豬瘟突發，養豬業受到重擊。從數據上來看，2018年底，全國生豬存欄量為42817萬頭，到2019年底，銳減至31041萬頭，同比下降27.5%。
受非瘟沖擊，散戶加速退出，規模化迅速上升，2018年我國出欄數在500頭以上的豬場市場占比為49.1%，在2023年這一比重已提升到68%。
這些消失的散戶他們都去哪了？
在四川，財聯社記者見到了黃平，他現在是一家大型養豬企業的代養戶。
時至今日，黃平回憶起2018年的豬瘟，依舊心有余悸，“那時候我已經快精神崩潰了，所有的錢一下子血本無歸，全靠我妻子當時一直安慰我、鼓勵我，還有我岳父的經濟接濟才緩過來。”
前年，黃平走出陰影，成為了一名代養戶，“那時候做了很多對比甚至是掙扎，跑了很多地方去調研了解，最后才選擇了做代養。主要還是自己養不僅要承擔很多疾病風險，還要承擔豬價波動的壓力，有時候養豬的精神壓力真的大。”
農業農村部豬肉全產業鏈監測預警首席分析師朱增勇在接受財聯社記者采訪時表示，“市場擠出（散戶）是必然趨勢，任何國家都存在這種情況，因為（散戶）生產成本相對較高，尤其在當前仍有疫病風險的情況下，生物安全水平不夠，疫病風險較高，必然會面臨養殖和市場風險，這種風險倒逼養殖場選擇更穩定的養殖模式。此外，養殖戶也會去計算機會成本，面對風險和市場價格波動，他可能會選擇風險更小一點的這種養殖模式（代養模式）。”
黃平的感受是，成為代養戶后，相對于以前不需要考慮那么多外圍因素了，公司提供仔豬、飼料、疫苗和技術服務，養戶只需提供養殖場和人力，“在非瘟風險較高的情況下，這樣可以大大降低養殖初期的資金投入和風險，合同中約定的代養費也比較穩定，不受市場波動的影響。”
一家大型集團企業相關人士向財聯社記者透露，“非瘟后，散養戶自己很難繼續養下去，轉變成為我們代養戶的案例還比較多。”
從企業端變化也能印證這一情況，以溫氏股份（300498.SZ）和神農集團（605296.SH）為例，與溫氏合作的4萬多戶農戶2023年獲得總收益108億元，創歷史新高；神農集團2023年帶動農戶合作養殖數量共計373 戶，相較2022年增加了29.97%；2023年累計階段代養費用2.01億元，相較2022年增加了115.12%。
據悉，農戶代養費的結算主要考慮料肉比、成活率、藥品以及出欄重量等指標，根據生產成績會有所波動，農戶代養費最終以結算時為準。
不過，在選擇成為代養戶時還需要慎重選擇，一位山西的代養戶陳升告訴財聯社記者，“我以前也是自己養，前幾年簽約了一個公司代養，當時因為行情低迷和那個公司資金問題，導致代養費一直拖欠。去年又換了一個公司，選擇的時候還是盡量要選實力更強、代養費結算更穩定的公司。”
他們成為“員工”
規模化發展浪潮中，黃平、陳升成為了代養戶，張海龍與張婭婭則入職成為了集團豬企的養殖員工。
張海龍與張婭婭夫妻倆在2009年從鄭州牧專畢業后，入職了廣東一家豬場，在幾年以后便回家創業，蓋了一排豬舍，在創業過程中才感受到其中的不易，“跟別人干的時候，你只需要把自己的事干好就行，但是你自己做的時候，所有的東西你都需要操心。當時的情況下（2011年-2012年）一公斤才賣到了12塊錢左右，行情不好。而且農村私底下輿論還是比較大的，討論我們大學后就在家里養豬，非議比較多，加上行情一般，沒掙到太多的錢，就產生了退出的想法。”
據張海龍描述其入職的經歷，“我們來到牧原后，當時牧原發展比較快，所以在18年的8月份，我們夫妻一塊去支援大東北，在18年到20年，一個有藍耳疫病、高流產的繁殖場，我們倆做成了一個穩定的場區，當時的成績在懷孕上能做到黑、吉、遼、蒙的前五名，哺乳方面也能做到第一名，持續的保持第一名，整體的話業績還不錯。”
張海龍和張婭婭現在已經是新絳牧原3場生長場場長與永濟牧原9場生長場場長。
牧原首席法務官袁合賓透露，“我們去年做了一個統計，現在牧原14萬員工里面，有7000名養殖戶原來是在家里自己養豬的，現在不養了直接到牧原來當養殖技工，我們發現這也是一個變化，這是一個多方共同權衡選擇之后的結果。”
養豬業的高薪資也是吸引棄養散戶入職的一個重要因素，據張海龍透露，“從18年剛剛開始干廠長的時候，工資是在9000塊錢左右開始提升。到2019年的時候，因為在東北那個時候是靠業績來拿錢的，保底的話一個月我是在35000元以上，之前媒體說的4萬月薪招養豬人才其實在行業里是正常的。”
高薪的背后自有其相應的壓力，一位養殖企業員工告訴財聯社記者，“進豬場首先你要耐得住寂寞，有時候在豬場里面呆幾個月都是正常的，每天只能和豬相伴。”
但也有很多的散戶永遠離開了這個行業。
四川一位做了生豬養殖很多年的散戶劉明告訴財聯社記者，“退出了就不養了，養豬是一個壓力大還累的活，現在上班做其他行業也比較輕松，收入穩定，不會突然很高突然很低。未來也不會回到這個行業了，我的小孩現在也長大了，也沒有選擇這個行業。”
有專家接受財聯社記者采訪時表示，“（成為散戶和入職集團企業）這些僅僅是少數人，多數人其實還是失業退出了。集團增長、養戶退出，上下游產業鏈上失業人比較多。”
他們的“未來”
諸如黃平、張海龍、張婭婭、陳升和劉明等散戶的人生經歷，背后是養豬行業生產模式變化。
廣西揚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總裁施亮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非瘟一來之后，養豬首要注意的就是疾病，散戶的管理和硬件設備設施跟不上，在感染疾病的概率上比這些大集團要高得多，所以就很容易受到疾病的干擾，養不下去退出去的速度就加快了。”
其進一步表示，“規模化提升背后的核心驅動還是養豬的效率和成本，散戶的效率和成本在不能夠適應市場的時候，必然要退出。其實不是只有散戶退出，大企業同樣也有退出，現在部分企業困難，甚至面臨重組。所以我們認為養豬業背后的驅動本質還是效率和成本，誰能在這里面制勝，誰就能夠在未來存活。”
時代車輪在推動養豬業發展，未來的養殖模式會是什么樣的？散戶將何去何從，還能否有一席之地？養豬行業會被大企業獨占高地嗎？散戶和大企業能否合作共贏？
張海龍認為，“目前來說，不管是從大行情還是大趨勢，包括最終的盈利能力和抗風險能力需要提升的背景下，行業肯定是要趨向于規模化和集約化發展的。”
但未來養殖業總有散戶的一席之地。朱增勇認為，“現在像西南，譬如廣西、貴州、云南、四川這些散養戶還是挺多，因為散養戶很容易再回來。散養戶我覺得可能我們通常理解的就是幾頭或者十幾頭，那么他只要有圈舍，有合適的環境，他會很快復產。”
其實，在產業規模化發展的進程中，散戶仍然具有獨特的優勢。施亮認為，“散戶也是有散戶的優勢，一個是（規模）小，其次是比較靈活，能夠隨時調整生產規模、生產周期。同時他是自己為自己養，工作積極性會非常高。”
施亮表示，“比如我們現在做放養就深有體會。放養有兩種群體，一種群體是家庭農場式的，大概養2000頭左右肉豬；另一種群體是更有資本的，他建造了肉豬欄舍，然后請人幫他養豬。我們發現，生產成績一定是家庭農場式的成本更低，獲取的報酬更高。因為這種家庭是夫妻倆來養，所以他在管理、護理等各個方面都做得非常精細。我們看去年的成本，當大家都在8塊到8塊5的時候，這些養著幾十頭母豬的，他們自繁自養的成本實際上是在7塊多一點的，非常具有競爭力。”
施亮進一步表示，“如果說有一些中小型的養殖戶，他們自己能管理做到位的話，特別是新生代的養殖戶，懂得去做得更細致的工作，實際上他的養殖成本比我們大企業還更具有優勢。”在黃平看來，“現在養殖經驗上來了，對于防控的經驗也有提升，未來如果有機會，不排除回到自養，養豬考驗的是效率和疾病防控，我認為只要效率和疾病防控能力提高，不管是散戶還是大企業，在未來終歸是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黃平看來，“未來如果有機會，不排除回到自養，我認為只要疾病防控能力到位，不管是散戶還是大企業，都是可以好好的活下去的。”
農業農村部生豬產業監測預警首席專家王祖力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未來，龍頭企業帶動中小養殖戶共同發展，是行業的必然趨勢。行業依然會是多元化發展的格局，應該不會出現幾家企業壟斷行業的現象。
事實上，從神農集團、溫氏股份和新希望（000876.SZ）等多個上市大型豬企發布的社會責任報告來看，未來，在企業發展過程中帶動廣大農戶共同發展養殖事業，仍是其核心思路。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受訪者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