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這個字的組成,它上面一個寶蓋頭,下面是一只豬。我們說,豬糧安天下,你可以這樣理解豬的重要性。”袁金鋒一邊這樣說著,一邊把“家”字拆開寫在桌上。他的說法不是沒有依據,農業農村部《全國生豬生產發展規劃(2016—2020年)》顯示,“十二五”期間,我國生豬存欄量、出欄量和豬肉產量已居世界第一位,豬肉占肉類總產量的比重維持在64%左右。
袁金鋒是廣州市艾佩克養殖技術咨詢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艾佩克”)的總經理。這家公司的中文名來自IPIG的諧音——愛Pig,LOGO是把一只豬上下捧起來。這顯然和混跡豬場的養豬人形象是有差距的。同時,艾佩克作為股東之一,與溫氏股份、海大集團等7家龍頭養豬企業共同出資成立了谷越科技核心基因庫(公豬站)。
2020年8月,谷越科技核心基因庫正式投產后在官網公布,公豬站的種公豬均來自全球第二大育種公司TOPIGSNORSVIN,存欄將超過1000頭,品種包括杜洛克、長白、大白等(俗稱“杜長白”)。
這看起來像中國養豬行業的一個縮影,引入的外種豬占據了中國種豬市場的主流,而要拿到最好的原種豬資源同樣受到限制。2020年9月,新希望的董事長劉永好在公開發言中戳破了這個埋藏在養豬行業幾十年的規則:豬“芯片”是被卡脖子的。
養豬界的目光都盯著這個公豬站,因為豬企和豬科學家們普遍認為谷越科技將要做種豬遺傳交流共享中心的探索方向是對的,也是在廣東這個因改革開放而興再次敢跑在行業最前面的。
艾佩克總經理袁金鋒說,按照生物規律,一頭公豬可以服務兩百頭母豬,國內3500萬頭母豬,其實就是5萬頭公豬的問題。然而,引種、選育,但這并不簡單。
2021年2月22日,在關于當前我國種業形勢以及打好種業翻身仗新聞發布會上,農業農村部部長唐仁健回應,中國種業發展情況并不像外界輿論認為的那么嚴峻。在有沒有、保生存的一些品種方面,中國沒有問題;但是在好不好方面,有很多品種確實差距很大。
“復活”成華豬:一盤回鍋肉的保種之難
現在,嘉林農場董事長張在林可以把一種四川本地黑豬——成華豬賣到超過40元/斤,盡管它長得慢、肉更肥,看起來不符合傳統養豬評價標準里的“經濟效益”。而同比之下,截至農業農村部3月3日監測,全國農產品批發市場豬肉平均價格為38.76元/公斤。
但大約七年前,成華豬瀕臨滅絕的消息一度引起大眾對于中國土豬的危機感。這件事要回溯到2003年,一場關于四川名菜回鍋肉最正宗要用成華豬的討論。一位參與四川地方豬保種研究工作的學者回憶,當時成華豬在保種場大約只有100頭,相比之下,同樣來自天府之國的大熊貓都還有一千多只,“其實它還不算慘,至少是在國營的保種場還有100頭,只是沒有商業化,但要是遇到現在非瘟這樣的情況那肯定就完了。”
直至2013年前后,一個普通的養豬戶張在林看上了成華豬的價值。“當時老婆家人都不愿意嘛,別個長6個月,成華豬要長差不多一年,飼料、人工成本都翻倍,產子也比進口豬少。”對于養殖戶來說,差一頭豬就是巨大的經濟損失,但張在林還是決定試一試,“我先小養了兩年,幾頭幾頭的,感覺不錯,然后就準備干起來了。”
張在林成立了農家樂嘉林農場,與川內多位保種學者開始著手研究如何育種的問題。“最開始的問題就是要怎么把它的風味保下來,完全用純種做商品豬非常難,價格賣不上去,他肯定也要虧本。”前述參與四川地方豬保種研究工作的學者稱,四川的回鍋肉講究肥瘦相間,成華豬它的獨到之處,是成華豬的脂肪結構中飽和脂肪酸比較多,而且皮比較厚都是膠原蛋白,炒起來就更糯,但外種豬在這方面的性能并沒有優勢。保種學者們最后決定,以成華豬為素材,通過雜交育種改良它的一些不好的性能,“比如太肥了就改善瘦肉率,吃得多長得慢就改善飼料報酬,讓他的性能能達到綜合水平,但同時保留中國土豬的黑色外觀和肉質風味。”
“我們當時試了很多種豬和成華豬雜交,包括外種豬,最后終于成功了,就是現在四川很出名的天府黑豬。雖然和廣東的壹號土豬比,規模還是有差距,但成華豬算是成功保下來了。”這位學者感嘆,但更多的地方豬面臨的可能還是滅絕。
“當時很多保種場都沒有經濟效益,破的不成樣子,我記得去過一個保種場就夫妻兩人在管,破的不成樣子,全部豬就只剩下1公7母。”這位學者稱,這對他們這些做保種工作的人來說,“實在是太慘了”。
《全國生豬遺傳改良計劃(2009-2020)》中曾提及被納入保護區范圍的地方豬——榮昌豬。但2021年2月4日,中國農業農村市場信息官方微信發布農業農村部市場與信息化司運行調控處《我國榮昌豬市場與產業調查分析報告》顯示,以散戶養殖為主的榮昌豬,重慶存欄量約占全國的80%,從2013年的58萬頭下降到2019年的16.5萬頭,降幅達71.6%,其中2017年下降最為明顯。母豬存欄則由1999年的25萬頭,降至2019年年末的1.9萬頭,不足高峰期的1/10。
《全國生豬遺傳改良計劃(2009-2020)》發布時,我國已經先后從丹麥、美國、法國等國家引進了大白、長白、杜洛克等世界著名瘦肉型豬品種,并逐漸擠壓地方豬的市場。與此同時,參與這項計劃的一位專家組成員向經濟觀察網記者表示,這項計劃主要針對的也是外種豬,而且《全國生豬遺傳改良計劃(2009-2020)》即將更新2.0版,并且會將地方豬納入改良計劃,成為自主創新育種的重要一項。
龐大而艱難的散戶:清拆風暴與非洲豬瘟中賺“快錢”
即便如此,改良計劃背后的市場動力可能是蒼白的。過去幾十年乃至如今,中國人均肉占有量的增長數字背后,供應豬肉消費的大部分是中小養殖散戶。
農業農村部在2018年8月曾公布過,我國養豬場戶3000萬,99%以上是年出欄不足500頭的小散戶。而根據牧原股份、溫氏股份等已上市的龍頭豬企2020年上半年年度公布的行業統計顯示,2018年、2019年生豬出欄量較大的八家上市養殖公司(溫氏股份、牧原股份、正邦科技、新希望、天邦股份、中糧肉食、大北農和傲農生物)的出欄量,占全國出欄量比例大約是6%-8%。這是中國養豬場戶們在經歷了環保清拆和非洲豬瘟風暴之后的結果。
農業農村部對中國養殖市場的總結是,市場好的時候容易一窩蜂就上,市場差一點又立刻一哄而散,豬周期動蕩、育種技術水平低。為什么外種豬大行其道?對養殖戶來說,最直接的就是因為好養、好賺。《全國生豬生產發展規劃(2016—2020年)》顯示,我國生豬面臨的生產形勢是,生豬綜合競爭力明顯低于發達國家,養殖成本比美國高40%左右,每千克增重比歐盟多消耗飼料0.5千克左右,母豬年提供商品豬比國外先進水平少8~10頭。
張明富是中國生豬養殖業中一個普通的散戶。2018年,他從牧原股份銷售渠道購買了近200多頭二元種豬(“大長白”純種之間配種生產原種豬,雜交繁殖生產二元種豬;二元種豬雜交生產商品仔豬;仔豬經育肥后作為商品豬在市場上銷售,稱為三元豬。)。其中,公豬大約15頭,每只售價1萬左右,母豬大約100頭,每只售價3000元左右。“我們小戶通常就在神農、牧原這些大公司手里買,現在我豬場大約有五六百頭母豬了,原則上是一年可以出1萬頭左右。”他說。
“二代雜交可以留種,三代就不行了,性能就差了,比如乳房發育不健全、子宮畸形這些。”張明富說,對養殖戶來說,少一頭豬就是巨大的損失,外種母豬6個月左右就能長成,母豬一胎能生15個左右。對他來說,最重要的就是保證這一萬頭豬能順利賣上好價錢。
即使混跡豬場,又臟又臭,為了躲避非洲豬瘟與世隔絕,但養豬造富的吸引力還是巨大的。一位養豬業內人士給記者算了一筆,按照以往中國沒有非洲豬瘟發生前,一年大約有6億頭豬要出欄,一頭豬大約是200斤,按照10元-20/斤的豬價,每年大約是1.2-2萬億的規模。如果加上上下游衍生出來的產業鏈,大約還有乘以2的價值規模,比如食品加工、飼料產業的帶動。“所以,養豬是掙錢的,看富豪榜上有多少養豬背景的,多少大企業要轉行賣豬,說明這個行業是有吸引力的。”
2020年,對于中國豬業來說,聚焦在牧原身上的目光比溫氏更甚。1月25日,牧原股份公布2020年業績預告顯示,2020年公司銷售生豬1811.5萬頭,較上年同期增長76.67%。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270億元–290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41.58%–374.29%。而同時,溫氏股份報告期內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74.11億元,同比下降46.94%。
一位上市豬企的管理層人士認為,這其實背后是兩家公司模式的考驗,牧原的自繁自養體系與溫氏的公司+農戶體系相比,在非洲豬瘟、新冠疫情、豬周期等多重因素影響下更具抗風險能力,這也是給行業發展的啟示。
種豬仰賴進口:是解決5萬頭公豬的問題嗎?
豬企也在面對新的形勢。2020年9月,新希望董事長劉永好提出了豬“芯片”卡脖子的概念,并引發“我國生豬核心種源超過九成靠外種豬”的討論。
這一數字并沒有完全得到農業農村部的認可。2021年2月22日,在關于當前我國種業形勢以及打好種業翻身仗新聞發布會上,農業農村部副部長張桃林回應稱,我國農作物方面,自主選育的品種種植面積占到95%以上,畜禽、水產的核心種源自給率分別為到75%和85%。不過,大豆、玉米現在的單產水平還不高,只有美國的60%不到;生豬繁殖的效率、飼料轉化率都只有國際先進水平的80%左右。
一位上市豬企的育種經理陳陽(化名)向經濟觀察網記者表示,過去這些年,他們其實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我們其實也知道,引種只是一個短期行為,長期還是要靠自主育種。雖然大家覺得可能性很小,但是在極端情況下,如果國外不供豬了,我們可能供應就趕不上,就會有巨大的缺口。”
這個缺口正是來自于外種豬所謂更符合經濟效益的那些性能。“但和芯片卡脖子不一樣,我們不是生產不了豬,只是在速度、數量上會吃緊。比如,產子方面,現在我們可能花5年能提升個7、8頭(豬),限制的話可能就要花5年提升個1、2頭(豬)。”他說。
陳陽稱,一個企業的育種能力是很重要的核心競爭力,但目前行業內這些信息我們其實是看不出來的,“如果一個企業大量引種,那么他可能是在高速發展,這是正面因素;也有可能他沒有育種能力,那這可能就是負面因素。即便是像牧原這么大的企業,其實他的育種能力,我們即使同行也摸不清楚,更何況整個行業是什么情況。”
“我們曾經搞過聯合育種,但是不同的公司引種的資源不一樣,美系、加系、法系,來源不同,硬是要弄來聯合育種可能取得的效果也比較小。”陳陽認為,由溫氏等七家豬企聯合成立的谷越科技核心基因庫可能是來自相近的種源。而對于未來的自主育種,一個企業也好,區域也好需要有自己的方向,比如廣東、上海喜歡吃瘦一點的豬肉,可能就要研究瘦肉率,而川渝地區比較關注飼料用量,可能就要研究如何節約用料。同時,在育種的時候還要適當考慮地方品種來培育和保留有地方特色、中國特色的優勢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