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農場撐起了中國養豬業的半邊天，可我們農民為啥感覺越來越卑微了。”在養豬業飽受風霜的養豬人劉強（化名）對以后表示擔憂，“家庭農場的未來似乎越來越艱難。”

    家庭農場的崛起、繁榮與變革，映射出我國養豬業近幾十年產業結構發展升級的進程，同時也引發深思。業內認為，傳統家庭農場必須升級為現代家庭農場，走種養兼業的高質量生產之路。

    崛起

    養豬從家庭副業到農業農村支柱產業

    “我養豬已經有14年，這些年養豬業變化太大了。”湖南郴州李子雄（化名）2008年從小煤窯老板轉行建豬場養豬，100頭母豬起步，兩年后存欄母豬300頭，成為了當地縣城小有名氣豬場。但世事難料，經歷兩次非瘟后，他豬場現僅存欄母豬50余頭。

    作為中國養豬業諸多家庭農場中的一份子，李子雄見證了行業的起起伏伏，被時間磨平了棱角，帶走了銳氣。“我不想再養豬了，但沒辦法。”這也是很多家庭農場主的心聲。

    記者了解到，我國生豬養殖經歷了四個時期：小農經濟時期、集體經濟時期、改革開放初期，以及當前轉型時期。李子雄告訴記者，以前家里的長輩告訴他，在小農經濟時期，也就是從建國時期到改革開放前夕，我國養豬是兼業飼養，以小農經濟為主。當時養豬為了自給自足，屬于家庭副業，屬于從屬和補充地位。

    “集體經濟時期。養豬是為肥田增糧，吃肉在其次。”農業農村部畜牧獸醫局副局長辛國昌去年在中國農業遠程教育網的視頻課中介紹，改革開放初期，為增肉增收養豬，是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必然要求。國營、集體、個人一起上，提倡多種經營，發展家庭養殖，支持重點戶養豬。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2000年，是我國生豬產業快速發展的時期，肉類年均增長速度達到9.3%。辛國昌表示，這個速度在國外和國內都前所未有，估計以后也不會再有。

    據了解，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養殖業也有了新變化，小規模的家庭農場成為主流，農業農村部曾把年出欄50頭肉豬的養殖場，定義為規模化養殖場。李子雄也回憶道，“90年代幾乎村里每家每戶都有養一兩頭年豬，規模化養殖場有是有，但很少。2008年我們縣城存欄100頭母豬左右的豬場只有二三十家。”

    辛國昌表示，當前轉型時期，為國計民生養豬，生豬產業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生豬飼養已從原來的家庭副業演變為了農業農村支柱產業。我國生豬飼養量占世界的49.9%，全球一半的豬養在中國。
    毛澤東在1959年10月31日發表《關于發展養豬業的一封信》，信中提到“養豬必須有個大發展。”“我國的肥料來源第一是養豬及大牲畜。一人一豬，一畝一豬，如果能夠辦到，肥料的主要來源就解決了。”“一頭豬就是一個小型的有機化肥廠。”
    
    發展

    多種因素促使家庭農場數量達到高峰

    據悉，我國家庭農場養豬的黃金發展期是2000-2010年，全國各地涌現出大批小規模養豬場，為我國居民餐桌豐富作出了巨大貢獻。2013年，“家庭農場”這一個概念首次出現在中央一號文件中，進一步助力家庭農場的發展。2013年3月，農業農村部首次對全國家庭農場發展情況開展了統計調查，當時家庭農場以種養業為主。在全部家庭農場中，從事養殖業的有39.93萬個，占45.5%；從事種養結合的有5.26萬個，占6%。

    湖北的李國福（化名）就是在2014年進入養豬業的，他告訴記者，“那個時候我們當地還沒有什么大型養殖場，80%左右都是養一兩百頭母豬的家庭農場。后來集團企業逐漸駐入，但在非瘟前仍是以家庭農場為主。非瘟后，身邊的養豬朋友有的離開行業了，有的豬場暫時空欄了，家庭農場減少40%以上。”

    近幾年，為了鼓勵生豬養殖，我國也相繼出臺了一系列家庭農場扶持政策措施。農業農村部公布，2019年畜牧類家庭農場14.8萬個，其中種養結合類家庭農場占比較2015年提升2.7個百分點。我國對家庭農場的規模仍沒有明確劃分，業內普遍將其劃定為自繁自養經產母豬30-100頭。若按歐洲標準，家庭農場是300-500頭母豬規模，年出欄5000-10000頭。因此，也有人將家庭農場規模劃定為30-500頭母豬。
    龍鳳胎集團董事長曾江平早在90年代就進入了養豬業，他告訴《農財寶典》新牧網記者，在他的印象里，家庭農場是在2002-2003年左右逐漸增多的，主要有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當時土地、環保等方面沒有那么嚴格，農民與其離家打工，不如在家做事；二是有的人養三五頭豬后嘗到甜頭，逐漸擴大規模；三是部分畜牧專業畢業的學生在大型豬企積累經驗后，自己創業養豬；四是親戚手里有余錢，出資支持家里人養豬創業。

    對此，福建省畜牧業協會會長、福建永誠集團副總裁薛永欽補充道，“我認為，一是產能的需要；二是2003年左右人工授精技術推廣開來，養殖效率提升；三是2008年高致病性藍耳病后，豬價上漲，很多人選擇養豬。”他告訴記者，福建家庭農場最多的時候是2003年-2015年，彼時家庭農場的出欄量占總產量的50%-60%。

    茂名市是廣東第一養豬大市，2011年茂名生豬出欄量達到900萬頭，母豬逾50萬頭。化州正和獸藥有限公司總經理唐濤告訴記者，“2010年左右是茂名家庭農場最多的時候，曾經一個鎮有幾百個豬場，普遍是魚塘配套養豬，有人養豬和養魚都賺錢了，養的人就越來越多。”

    “家庭農場的興起主要有幾個方面原因，一是模式優勢：種養結合，環保又經濟；二是成本優勢：豬場建設和飼料等成本相對較低；三是管理優勢，自己家人養豬更細心負責；四是肉質優勢：飼喂自己種的玉米、水稻、紅薯、青菜等等農作物，肉質更鮮美。”湖北金旭農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種豬事業部總經理劉道軍告訴《農財寶典》新牧網記者，湖北省目前家庭農場大概有7萬多家，發展最快就是近5年，家庭農場是未來鄉村振興的主力軍，是建設美麗鄉村的支柱。
    挑戰

    養豬風險與利潤不成正比，養殖意愿降低

    如今，大部分家庭農場被現實打壓得喘不過氣。據我的鋼鐵網報道，從2007年開始，年出欄500頭以下養殖場數量一直有所下降，截止到2022年下降幅度在70%左右。

    記者采訪了解到，湖南、河南、四川等生豬養殖大省已有一大波家庭農場消失，主要有四方面原因：

    1、疫情因素。我國動物疫病病源種類多，其中2018年暴發的非洲豬瘟殺傷力最大。

    河南業內人士鄭軍（化名）告訴記者，現河南家庭農場減少約70%左右，以后估計也很難恢復到原有水平。有的家庭農場遭遇一兩次非瘟，復產一次兩次都失敗，對養豬逐漸喪失信心，甚至選擇離開養殖業。

    2、環保因素。2015年1月1日新環保法實施以來，全國各地掀起了史上最嚴的“環保風暴”。由于地理位置不合適或無力購買高昂的環保設備處理糞污問題的家庭農場無奈退出。甚至一些地方借環保名義，禁養、限養，強拆豬場，辛國昌表示，2010年-2018年，全國拆除豬場27.3萬戶，存欄減少4800萬頭，如果一年出兩茬豬，那就是損失近1億頭豬。

    某飼料企業高管表示，當時被拆的豬場大部分是中小豬場，部分地方為彌補損失的產能和保證GDP水平，又迅速引進大集團豬企進駐。環保風暴仍在繼續，家庭農場在縮減。
    3、市場行情因素。2006年以來，我國養豬業已經經歷了4輪豬周期。每輪豬周期都會倒下一波家庭農場，更何況面臨超級豬周期疊加非瘟風險，不少家庭農場虧得一塌糊涂。

    4、效益下降。養豬進入高成本時代，水電費、雇工費、飼料成本、防非成本、糞污處理成本等價格上漲。辛國昌表示，“現在的養豬成本較非瘟前增加4.5元/公斤，用十多年養豬盈利數據算下來，一頭豬的平均利潤是160塊錢，若一年賣100頭豬，僅賺16000元，所以越來越多的人不愿意再養豬。”

    諸多因素導致家庭農場養殖量逐漸減少，辛國昌表示，“根據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全國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戶有2.3億戶，其中養豬場戶還有1800萬戶。養豬是農戶的重要收入來源，養豬門檻提高或養不成豬，會帶來很大的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