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巨額反傾銷稅下的低工資
“我們公司的產品，即使以出廠價的兩倍銷售，依然比印度產品便宜。”中國出口企業的加薪空間，由此可見一斑。“提高工資影響中國制造的國際競爭力——影響就業——最終受害者是工人”，“再加工資，企業就會搬往印度和越南了”，這是許多人耳熟能詳的反對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理由。
對此，國家統計局廣州調查隊相關課題組指出一個怪現象：一邊，國內企業拼命壓低工資成本；另一邊，向外國繳納巨額反傾銷稅。 商務部統計顯示，中國已成為世界遭遇反傾銷案最多的國家，中國產品不僅在西方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甚至欠發達國家，在其他廉價勞動力大國，同樣不斷遭遇反傾銷。
來自廣東省公平貿易局的信息顯示，目前我國企業遭遇的貿易壁壘有六成是發展中國家發起的，如印度、埃及、菲律賓、泰國、墨西哥、秘魯、厄瓜多爾、巴基斯坦、越南等。作為世界第二人口大國的印度，已累計對中國發起近80起反傾銷調查。
當印度裁決對我國建筑陶瓷拋光磚征收售價247%的反傾銷稅時，主要出口廠家廣東佛山新中源陶瓷有限公司負責人對本刊記者說：“我們公司的產品，即使以出廠價的兩倍銷售，依然比印度產品便宜。”
中國出口企業的加薪空間，由此可見一斑。
市場機制失靈
近日，《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就企業初次分配問題，在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采訪調研，接受采訪的企業普遍要求：勞動報酬要讓市場機制說話，政府不應行政干預。 而一些地方政府也以此為理由，放棄作為。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利潤分配過度向企業傾斜，一線工人工資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與城市其他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
有專家指出，我國勞動力過剩的總體格局并未改變，勞動力價值市場機制失靈。國家必須通過法律、行政手段，調整企業內部利益分配格局，實現“提低”的戰略目標。 提高企業一線工人工資，是收入分配領域“提低”的核心問題。在這個領域，流行這樣一個觀點：勞動力價格要讓市場機制說話，政府不應該行政干預；企業招不到工人，自然就會加薪。
但本刊記者采訪發現，即使是在“民工荒”期間，工人的工資也沒有實質性提高。由于勞動力嚴重過剩的格局并未改變，加上我國市場發育尚未成熟，勞動力市場機制存在失靈現象。
“民工荒”最早在2004年進入公眾視野。六年來，除了2009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外，每年春節過后，媒體上都有一輪關于“民工荒”的熱炒，報紙上充斥著“企業加薪搶民工”之類標題。但來自各方的調查顯示，農民工工資仍然以每年一兩百元的速度蝸牛般往上爬。這一點增長，實質上只是政府定期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結果。
江蘇省張家港市統計局副局長陳建康說，現在每季度搞一次農民工收入抽樣調查。今年一季度的抽查結果，一線工人月收入1500元，比去年增加100多元。
江蘇省昆山市牧田（中國）有限公司工會主席任照成說，“民工荒”只是使企業招工成本高了。企業各出奇招，獎勵老員工帶來新員工，對夫妻、全家同來實行補貼，許諾報銷春節返鄉車票、生日賀金、派車到車站“搶人”，等等，但就是不觸及底線：企業依舊堅持以最低工資標準給工人發工資。
江蘇省華西集團董事長吳協恩說，勞動報酬都是行業內互相參照的，無論是工業還是農業，勞動都不值錢。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說，在我國目前情況下，勞動力市場機制確實是失靈的。一些企業之所以單一強調“讓市場經濟說話”，是因為他們30多年來獨享了市場機制的“好處”，是缺少良心的表現。
“誰最有發言權？”
在江蘇昆山千燈鎮大唐村，被問到“有沒有感覺到加薪壓力”時，華升電路板有限公司董事長唐雪明氣定神閑地說，加不加工資，要看市場行情，更要看老板的觀念。
江蘇省張家港市永聯鋼鐵集團副總經理吳惠芳說：鋼鐵企業年銷量幾百萬、上千萬噸，每噸擠出幾塊錢給工人，不是什么難事。企業加薪，首先要算的是良心賬。
任照成說，生產成本里面，有些企業的人工成本只占10%～15%左右，效益好的企業，5%都不到，“我們企業10%以內”，加薪的空間，哪個企業都有的，只是愿不愿意加的問題。
國家統計局廣州調查隊課題組調查顯示，2003年以來，在19大類行業職工工資排名中，排名末三位的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農林牧漁業、住宿和餐飲業，與“國際競爭力”更是不沾邊。低薪的主要原因是行業失范、政府缺位甚至是政府主導的結果，如城市道路保潔工程，發包方是地方政府，相關調查顯示：一些地方政府的發包價，使承包的保潔公司剔除掃帚、清潔劑等生產成本以后，就只夠按最低工資標準發工資了，即使公司不盈利，也承擔不起工人的五項社會保險繳費。
“企業分配合理不合理，誰最有發言權？當然是分錢的人嘛！”廣州的一個企業主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稱，“工人只要還愿意來上班，就說明他們對工資是滿意的。財富當然要集中在富人手里嘛！企業的利潤要拿來發展，創造更多的財富。如果把利潤都給了農民工，農民工能為國家做什么？”
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對于縮小城市內部收入差距，地方政府官員說得最多的，一是社會保障，二是扶持創業。但對于如何提高廣大職工的工資收入，表現出無能為力，甚至是淡漠。相反，個別地方政府依舊打出“營造勞動力成本洼地”的招商口號。
蘇海南認為，政府必須加強宏觀調控，即使是完善的市場經濟國家，也必須有政府的宏觀調控來補充。一些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本身只有三四點利，加薪確實有困難，國家應該采取減稅，減免稅大部分用于加薪，確保企業加薪之后還有比國債更高的利潤。否則，企業主可能干脆關門吃利息，造成就業困難。
廣東省中山市發改局科長易娟說，要有聽取弱勢群體意見的機制、職工收入與利潤增長掛鉤的機制、職工收入與地方經濟水平相適應的機制。
最低工資標準為何越調越“低”
進入2010年，某某省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新聞，不斷見諸報端，讓人感覺“提低”捷報頻傳。但是，本刊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由于缺乏剛性約束，各地最低工資標準調整間隔時間長、調整幅度小，最低工資標準與社會平均工資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呈現越調越“低”的格局。
按照國家相關要求，最低工資標準應當至少每兩年調整一次；應該相當于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
廣州市總工會提供的資料顯示，廣州市從1993年9月開始實施最低工資標準，17年來，總共調整了8次，平均2年一次。間隔最長的一次是1999年1月至2003年1月，相隔整整四年，標準從450元提高到510，增幅為60元。調整幅度最小的一次是2004年12月，相隔兩年，剔除社會保險繳費等工資結構調整因素后，實際只增加了59元。17年間，最低工資標準增長了2.44倍，而社會平均工資增長了6.48倍。最低工資標準與社會平均工資的比例，從當年的47.8%，一路震蕩下行，2009年降至21.96%.工人的工資與廣州經濟水平的距離越拉越大。
最低工資標準越調越“低”的現象，在全國各地大同小異。國內31個省會市、直轄市，最低工資標準均遠遠未達到國家要求。超過社會平均工資30%的，只有濟南、昆明、天津，分別是34.66%、31.54%和31.18%，其余均在30%以下。
幾省區參與過最低工資標準制定的工會干部反映：名義上，最低工資標準由政府、工會、企業三方協商確定。但企業方沒有規范的合法代表，通常就由政府選取“企業家聯合會”之類的民間機構來代表。這些機構，在企業界并沒有足夠的代表性，工會基本上不掌握企業的整體盈利狀況。因此，難以有理有據地提出明確的方案，實際上就是政府出方案。而政府方案的基本依據就是稅務部門提供的企業所得稅增長情況，再參考物價指數等。
廣東省總工會副主席孔祥鴻說，提高工資的阻力在地方政府。一些政府官員觀念未變，還是以犧牲工人利益來換取地方財政、換取發展。
江蘇省張家港市市委書記黃欽說：應該由一個部門測算出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生活水平，工資多少才能滿足一個人“有尊嚴”地生活，以此為依據制定出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目前的張家港，我認為月薪至少應該達到3000元，900多元工資真的難以維持一家人的正常生活。政府不能對這種狀況視若無睹。”
江蘇省昆山市副市長朱興農說：國家應該對最低工資標準進行立法，全國統籌協調，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如果放權，各地區就會“比低”，誰率先提高誰是傻瓜。
參與過最低工資標準制定的工會干部反映：政府、工會、企業三方代表開一個閉門會議，事關千萬勞動者根本利益的大事，就定下來了，還不如有線電視收費、自來水價格聽證會來得公開透明、論證充分、公眾參與度高。
江蘇省總工會保障工作部部長張海濤說：現在資本的稀缺程度已經大大下降了，許多地方把“招商引資”改稱“招商選資”。地方政府會對引進項目在環境、規模、產業、行業等方面設門檻。今后，也應該從就業、工資收入上設門檻。壓低工人工資的血汗工廠，跟犧牲環境的污染企業一樣，應該被擋在城市招商門外。
“企業送出一只雞，
工人只收到一條雞腿“
采訪中，企業普遍反映，現在搭載在工資上的負擔太多太重，種種以工資為基數按一定比例征收的項目，造成“企業送出一只雞，工人只收到一條雞腿”的現象。而且，這些繳費，都是“人頭費”，勞動密集型企業負擔尤其沉重。老板抱怨“加不起工資”，客觀上擠占了企業為員工加薪的空間。
蘇海南說，現在，全國工資搭載率大概60%，部分城市達到65%.即企業每支付100元工資，工人實際到手現金只有40元，其余60元被征繳進各項基金。有企業反映，搭載在工資上計提的項目，有20多項。
比如，在杭州市，僅搭載的“五險一金”就有——養老保險：單位15%，職工個人8%；工傷保險：0.4%；生育保險：0.6%；失業保險：單位2%，職工個人1%；醫療保險：單位11.5%，職工個人2%；住房公積金：單位和職工個人各12%.合計64.5%.
江蘇省經濟貿易與信息化委員會企業處處長丁群說：政府從來沒有向公眾說明財政資金承擔了多少社會保障資金。“我們感覺，過去是單個企業給職工保障，現在是全市企業聯保而已。又如住房公積金，企業一線職工根本買不起房子，讓他們交住房公積金實際上是‘劫貧濟富’。這筆錢，通過公積金貸款，落入中高收入群體的口袋。地方政府的廉租房建設，也是用住房公積金來滾動。”
江蘇雨潤食品產業集團黨委書記許萍說，財政向社保基金注資應該有規劃，逐步降低企業的繳費比例。政府關注民生，應該在這一塊有更多的作為。
還有企業建議：應該像個人所得稅那樣，對“五險一金”設立起征點，低于某一薪酬水平的職工，減免繳費，讓利于職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