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中國牧業網 更新時間：2006-7-13
在自然環境方面，地區差異大是我國的一個基本國情。1月0℃等溫線、800mm等降水量線和≥10℃積溫4500℃等值線大致通過秦嶺-淮河一線。此線成為我國南方與北方的分界線。其南北兩側，無論在氣候、水文、土壤、植被，以及農業生產、人民風俗習慣等方面，都有明顯的差異。首先在氣候方面,冬天，高大的秦嶺山地阻擋和削弱了西北風的南下，使山南山北的氣溫相差了2℃-5℃，有時達7℃。其次，降水量也不同。南側雨季長，降水多，年降水量800毫米至1300毫米；北側雨季短，降水少，黃河中下游每年只有600毫米。從河流水文特征來看，兩側也不同。秦嶺---淮河一線以北的河流，特點是流量小，汛期短，水位季節變化大。此線以北，河流冬季封凍，作物兩年三熟或一年兩熟；此線以南，河流冬季不封凍，作物一年兩熟到三熟。從氣候學角度看，我國南北方分界線也并非一成不變。氣候專家預測，由于全球性氣候變暖，我國的南北方分界線也將由現在的秦嶺---淮河一線，推進到黃河以北。
我國南方省區氣候溫潤，農業生產發達，養豬是南方農村的一項傳統產業，既有幾千年的歷史，又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肉類消費習慣也以豬肉為主（國家統計局統計的2002年全國年度人均豬肉消費量為20.04公斤其消費比重超過全國平均值的省份大多分布在南方地區）。據有關資料：目前，全國豬肉產量超過百萬噸的17個主產省中，南方占了13個。我國十大生豬主產區中南方就占7個。以2000年豬肉產量分析，南方區域的川、渝、鄂、湘、贛、蘇、皖、浙、閩、粵、桂、滇、黔共2537.5萬噸，占國內豬肉總量58.9%，世界豬肉總量的1/4強。正是南方養豬業撐起了我國是世界第一養豬大國的地位。根據我國居民肉類消費習慣和良好的經濟發展形勢分析，雖然肉類結構發生了一些變化，但豬肉仍將是我國肉類消費中的第一大品種，絕對消費量將持續增長。南方養豬業的健康與持續發展在現在和將來都具有重要意義。
1 我國南方養豬業發展概況
近年來，南方養豬業發展迅速，主產省都形成了良種繁育、商品豬飼養、肉食品與副產品加工配套體系，飼料加工、動保藥品生產支撐體系，疫病防控與技術推廣服務保障體系，產業化進程不斷加快，規模化、集約化養豬比重增加，科學技術在養豬生產中也得到較大程度的推廣，提高了生產水平。盡管近年來東北地區由于糧食轉化的潛力大，正在成為養豬新區，南方養豬業在我國養豬業所處的地位至今未受到多大沖擊。養豬業的迅速發展不僅有力地推動了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對繁榮農村經濟，提高農民收入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且滿足了城鄉居民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
1.1 南方養豬業區域分布
據有關資料：近年來，南方年出欄豬在6000萬頭以上的有四川、湖南，2000～3000萬頭的有廣東、江蘇、廣西、湖北、安徽。2004年，云南也邁上了年出欄生豬2000～3000萬頭的臺階。四川、湖南、重慶、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江西、廣西等省市，一直是生豬主產區和豬肉調出區，其中四川十年前一個省的豬肉產量就占了全國生產量的1/6，現在比例下降，但仍然位居全國首位，出欄數、豬肉產量及省際間豬肉貿易量，均占全國10％左右。2003年四川生豬出欄7490.3萬頭，豬肉產量554.4萬噸，列全國第1位。2004年，四川生豬出欄8151.7萬頭，占全國6.28億頭的12.98%，占全球當年生豬出欄總量的1/17；豬肉產量630萬噸，占全國的13.05%；外銷豬肉80萬噸，占全國省際外調量的1/3；出口豬肉15.06萬噸，占全國50%。湖南豬出欄量和豬肉產量多年來一直僅次于四川，全國肉類產量100強縣行列中湖南占14個,2003年，全省出欄生豬6921萬頭，2004年達到7323萬頭，商品豬外調和出口均居全國2位。云南生豬出欄和豬肉產量2004年均已躍居全國第11位，已由調入向調出轉變，外銷數量逐年增加，僅去年銷往省外的生豬就達300萬頭左右。江蘇隨著農村經濟的不斷發展，養豬已經不是農民發家致富主要途徑，生豬生產下滑，但豬肉產量仍在全國前列，豬肉產量遠大于該省居民消費量（2003年省豬肉人均占有量29公斤，而該省居民人均消費量為16公斤），該省仍然有商品豬外調。江西在排名靠前的養豬省份中是唯一一個連續數年出欄下降的，出欄數排位也已從1998年的全國第10位下降到2000年的第12位，一度跌出2000萬頭的門檻，在1000萬頭上接受著來自重慶的挑戰，但2004年重新躍進年出欄2000～3000萬頭的隊伍。上海、廣東、福建、浙江、海南等省、市是南方生豬的主要銷區，其中上海是國內最大的生豬消費市場，2003年全市豬肉消費量為48.67萬噸，計800萬頭生豬，而本市僅提供400萬頭左右。廣東歷來就是缺豬大省，特別是廣州全市年出欄生豬不足200萬頭，而每天交易生豬約有1.3～1.5萬頭，90％來自河南、湖南、湖北、廣西等省；深圳市的市場缺口也較大，每年需要從外省大量調入肥豬及其制品來滿足市場需求。
1.2 南方養豬業生產水平
目前，南方各地受勞動力轉移與城市化建設等因素影響 ，農村庭院式養豬正逐步減少，規模經營呈快速上升趨勢。蘇、浙、閩、粵養豬業規模飼養水平大大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規模化出欄比例已占50%以上。如廣東規模化養豬出欄比例從 2001年 46 . 8％已上升至2003年69.19％；浙江2002年37463個豬場，出欄953。51萬頭。規模化出欄比例55%；川、渝、鄂、湘、皖、贛、桂等工廠化養豬、養殖小區和適度規模養殖場的蓬勃發展，使規模化出欄比例也達到了25%-35%。如重慶市已建成萬頭豬場35個，5000-10000頭豬場已發展到210個，1000-5000頭豬場已發展到530個，500-1000頭豬場已發展到1050個，100-500頭規模化豬場已發展到8700個，今年前三季度，全市規模化養豬場（戶）和養殖小區出欄量達390萬頭，占出欄總量的31%。湖南養豬業向規模化發展的速度也較快，如湘潭市僅萬頭商品豬生產線就有13條，年出欄5000頭以上的大戶32家，今年前三季度湘潭市生豬規模養殖出欄數已占出欄總數的53%。隨著規模飼養的發展和科技進步，南方養豬業生產水平有較大提高。據資料顯示，2004年我國生豬存欄48,189.1萬頭，出欄61,800.7萬頭，出欄率達到128.2％，達到世界平均水平。而南方除云南、|貴州、海南外，各省、市、區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湖南省2001年就達176 %，達到世界養豬先進國家的水平；廣東省2003年達到了158%，浙江2003年為157%，湖北2002年為144%，江蘇1999年就達到142.71%。安徽2003年為140%，，四川2002年為134％。
1.3 南方養豬業產業化進程
近年來，南方各主產省努力推進養豬產業化進程。公司+農戶、以場帶戶等專業化、一體化經營不斷發展壯大，組織化程度明顯提高。如湖南省湘潭北農大動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湘潭市所轄地區的湘潭縣、湘鄉市、韶山市分別建立10、5、5個“北農大養豬產業村”，每村選擇具有一定經濟實力和養殖技術的50家作為合作戶，共計發展1000戶，每戶飼養5～6頭“雙肌臀”大白母豬，合計飼養5500頭，年生產商品肉豬10萬頭。江西省養豬育種中心有限公司在江西贛州市所管轄的地區的現有的12萬畝臍橙果園中，選擇具備條件，養豬經驗豐富的1000果戶，引進“雙肌臀”大白豬，每畝果園養豬2～3頭，每戶年出欄商品豬200頭，年出欄優質商品豬20萬頭。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主產省普遍都基本健全了良種擴繁、飼料加工、動保藥品、養豬設備、豬肉食品加工、儲藏、運輸、皮革加工等產前、產中、產后保障體系。如四川中江縣全縣共建有優質豬良種繁育場6個，建有“二元”、“三元”雜交改良站（點）240個。湖南湘潭市已有上規模的肉食加工企業13家，其中已獲出口自營權的企業4家，有冷庫12座；皮革加工企業19家，年加工豬皮1 000多萬張，年產值近7億元；運銷組織82多個，擁有長途運輸車500多臺，中轉用手拖 1 750臺，每年銷往外地的生豬近300萬頭；有漢德利、蒙哥、北農大等5個萬t以上飼料廠，2 000t以上的中小加工企業17家，年加工能力超過20萬t；有中國農大動物保健品公司、世源、偉達、韶山動物藥業公司等6家獸藥企業，還有復合肥、肉粉、腸衣、羽毛粉等副產品加工企業9家。另一方面，生豬產業化經營催生和壯大了一批作為豬肉食品加工企業，其中相當多的肉類加工企業成為“公司+基地+農戶”式的產業化的龍頭企業。如四川高金牧業有限公司已基本建成現代化的配種、懷孕、保育、產仔生產線、育肥示范生產線，形成三條外二雜母豬、外三元雜交仔豬生產線和年出欄五萬頭外三元雜交商品豬生產規模，帶動709戶農戶實施優質生豬規模飼養，輻射52 000戶分散飼養，2004年該公司出口豬肉制品7000萬美元，躋身于強者如云的中國肉類食品加工企業前五名。目前，四川已有35家肉類加工企業通過對港澳出口注冊，17家通過對俄羅斯出口注冊，2002年外銷豬肉達60萬噸，其中出口5萬噸。這些企業或通過訂單優質優價收購優質生豬，或直接向上游拓展，從而拉動了養豬業的發展。如四川資陽的紅旗、大興、四海等企業，與適度規模養殖場和“養豬家園”簽定購銷合同，帶動了當地養豬業的發展。再如珠三角城市受工業化進程加快、土地成本升高和環境壓力增大等影響，養豬業逐漸萎縮并向山區轉移。一些肉類加工企業紛紛在全國瘦肉型豬生產基地之一的陽春市安營扎寨，大洋食品有限公司建立了陽春黃村PIC配套系種豬生產基地，廣東華農溫氏畜牧有限公司在松柏鎮建立了大型養殖場，通過“公司＋基地＋農戶”模式，發揮其帶動和輻射作用，為陽春養豬業的產業化經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盡管我國南方養豬業發展有較多的有利條件，但也存在自然與經濟制約因素。一方面，隨著工業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口增加與居民消費結構逐步升級，也使資源供需矛盾和環境壓力越來越大。另一方面，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在川、湘、鄂、贛、皖、桂、渝、滇等主產省始終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直接關系到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也會影響養豬業發展目標、途徑、模式。
2.1 耕地資源因素
養豬業是以種植業的第一性生產為基礎的第二性生產，與耕地資源有著密切的關系整體上看，耕地的基本國情，可概括為“一多三少”，即耕地總量多，人均耕地少、高質量的耕地少、耕地后備資源少。截至2002年，中國人口已增加到13億，不久前召開的全國基本農田保護工作會議上公布全國在冊的基本農田面積為15．89億畝。人均耕地約1.2畝。全國66％的耕地分布在山地、丘陵和高原地區，只有34％的耕地分布在平原、盆地。耕地總體質量不高，與發達國家或農業發達國家相比，糧食單產相差150～200公斤。全國還有9100萬畝耕地坡度在25度以上，長期耕作不利于水土保持，需逐步退耕。雖然我國擁有宜耕荒地資源2．04億畝，按照60％的墾殖率計，可開墾耕地1．22億畝。但由于生態保護的要求，耕地后備資源開發受到嚴格限制，今后通過后備資源開發補充耕地已十分有限。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部分耕地非農化利用的趨勢不可逆轉。國土資源部公布的《2002年中國國土資源公報》顯示，2002年全國耕種的耕地為12593萬公頃，年度內凈減少耕地168.62萬公頃。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畝，有666個縣低于聯合國確立的0.8畝的警界線，463個縣低于人均0.5畝的危險線。我國南方除滇、黔、桂外，各省人均耕地面積都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尖銳。如湖北省耕地面積7077.11萬畝，同期人口6001.7萬人，人均耕地1.18畝；安徽省耕地人均占有量1．03畝；江蘇省以6824萬畝耕地，養育著6843萬人，人均耕地已不足1畝。四川全省耕地面積為6594萬畝，人均耕地僅為 0.776畝，比全國平均水平低 1/3；直轄前,重慶人均耕地只有0.69畝/人, 直轄后, 三峽庫區大量農村劃歸重慶所轄, 人均耕地也只有0.81畝，江西人均耕地也為0.81畝,都接近聯合國規定的人均0.8畝的警戒線。作為全國糧食主產省份之一的湖南，耕地總面積為5750.55萬畝，人平0.83畝，比全國人均1.43畝低了0.6畝，有7個市（州）的人均耕地低于聯合國確定的0.795畝的安全警戒線。福建人口密度比全國平均水平高1倍，人均耕地卻只有0。57畝；廣東、浙江人均耕地面積都只有0.55畝，三個省都不及全國人均水平的一半。
我國南方日益加劇的人多地少矛盾，對養豬業的發展帶來如下制約：其一，中心城市的郊區土地成本升高和環境壓力增大等影響，城郊養豬業已經萎縮甚至消失。目前幾乎所有的省會城市郊區都難覓養豬場的影子，且二級城市也出現了這種趨向；其二，南方養豬業所需的飼料原糧對三北地區的調入依賴程度增加，使養豬成本提高，對豬肉產品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力的影響將越來越大；其三，耕地的減少對畜牧業糞便污水的消納能力的挑戰越來越嚴重。
2.2 環境壓力因素
近年來，我國畜禽養殖業迅猛發展，導致了養殖污染的加劇。根據國家環保總局2001年開展的23個省畜禽養殖污染調查顯示，1999年全國畜禽糞便排放量為19億t，為同年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7.8億t），的2.4倍，而且，畜禽糞便COD排放已達7118萬t，大大超過工業廢水與生活污水的COD排放量之和。畜禽規模養殖過程中產生的大量生物糞肥污染環境的問題，不僅是個棘手的難題，而且亦已成為南方養豬業發展的嚴重障礙。由于南方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尖銳，且對環境影響較大的大中型畜禽養殖場80%集中在人口比較集中、水系較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和諸多人口密集、交通方便的內陸地區，絕大多數養殖場沒有相應的配套耕地消納其產生的畜禽糞便（以豬為例，不同類型養殖場標準單位占有的配套耕地平均不足1畝，最少占有耕地水平尚不足0.3畝）， 這一問題尤其突出。如環境調查顯示，浙江省2000年全省規模畜禽養殖場糞便產生總量為375萬噸。畜禽養殖年污水排放量已相當于全省工業廢水排放量的64%，化學需氧量排放量相當于同期全省工業化學需氧量排放量的59%。嘉善縣某村，人口1000多，年出欄7萬多頭豬，排放的畜禽糞便填滿了附近的河浜，扒開表層；居然可以點燃沼氣。根據南京市環保部門對太湖流域的研究，畜禽糞便流入水體的cod、氮和磷分別占總污染負荷的7．13％、16．67％和10．1％。 重慶市2002年全市畜禽糞便年產量高達7500萬噸，主要集中在長壽、大渡口、涪陵、九龍坡等地。對全市27個大中型水庫水質污染調查表明，17個水庫發生富營養化。其中，5個水庫為重度富營養化。為減輕畜禽養殖的巨大環境管理壓力，南方一些地區已經不得不采取關、遷、減措施。如浙江明確了2007年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總體目標，計劃對禁養區內的畜禽養殖場全面實行搬遷關停。杭州的燈塔養殖場在養殖業內赫赫有名，被稱為“五星級”養殖場，有從國外引進的上千萬元的污染處理設施。但由于它靠近居民區，不符合新的城市規劃和環保要求，終于還是難逃搬遷的命運。上海對畜禽生產總量調減30％，規模化畜禽場控制在700家左右，畜禽糞便年均每畝承載量控制在1．5噸之內。生豬年出欄從470萬頭逐步下調到250萬頭左右，減少45％；鮮蛋年產量從1．6億公斤逐步下調到1．2億公斤，減少25％；肉禽飼養量穩定在1．6億羽左右；奶牛飼養量穩定在6萬頭左右；淡水產品穩定在16萬噸左右。專家指出，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我國的畜禽養殖業在未來20年中將進一步發展，從而帶來更大的畜禽污染的壓力。到2020年，我國的畜禽養殖規模將是2001年水平的1．67倍，如果屆時畜禽養殖流失的污染物總量維持在2000年的水平，流失系數則要降低到目前水平的60％，我國南方畜禽養殖的環境管理壓力非常巨大。
2.3 三農問題因素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指出：“三農”問題難就難在眾多的且不斷增加的農村人口與有限的且越來越少的農業生產資源的尖銳矛盾。而這種矛盾對南方養豬業的影響表現在：首先，農民耕地少種糧的效益就低而不愿種糧，甚至將耕地閑置.。而不愿種糧就既沒有存糧養豬，也沒有養豬集肥的必要，農村的空欄率越來越高。據報道，如今的耕地拋荒現象已經從非農產業高度發達、“農民”早已普遍“離土”的沿海富裕地區，蔓延到非農產業并不發達的糧食主產區，從產出率低的邊際農田蔓延到旱澇保收的高產農田，從季節性拋荒發展到常年拋荒。在我國南方最主要的農業區和商品農業基地的成都平原、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和鄱陽湖平原、太湖平原和珠江三角地區，這一問題都比較突出。安徽省肥東縣1999年的拋荒地中高產田只占20%，2000年即急升至40%，而2001年上半年已高達50%。湖北省全省耕地拋荒率1999年為3.39%，2000年升至5.18%，而糧食主產區荊州市更達15.6%；同一時期，湖南省耕地拋荒總面積從161.2萬畝上升至195萬畝，即上升21%，而其中常年拋荒則從38.6萬畝急升至51萬畝，上升32.1%；江西省拋荒總面積增加10%，其中季節性拋荒增加5.7%，常年拋荒卻上升了21%.據江蘇省對2000戶農民的種植意向調查表明，其中有171戶未種夏收糧食，占8.55%。這部分農戶土地利用率不高，耕地復種指數為1.85，低于全部調查戶的平均水平1.98。蘇南地區有120戶，占70.18%；蘇中29戶，占16.96%；蘇北22戶，占12.86%。不種植夏收糧食的農戶主要在其經營的耕地上種植油料和蔬菜，但其中也有32戶農戶在夏收作物生長期間，將耕地閑置，什么也不種，蘇南地區不種夏糧的農戶最多，占34.29%。即使近年來實行的惠及所有生產者的糧食直補方式,在人平耕地較少的南方主產省,糧食生產者得到的補貼顯得微不足道，沒有遏制住這一趨勢。與農民不愿種糧相對應的是：南方生豬主產省不少地方農村空欄率不斷上升。無豬村隨處可見。據揚州日報報道江蘇全省農村養豬戶越來越少，蘇北地區的空欄率達到了70%以上，一些傳統的養豬大縣，過去豬多要調出，現在則不得不依賴從區外調入生豬供應本地市場。目前農村里還在堅持養豬的是兩類人，一是專業戶，二是老弱病殘，他們占了養豬戶的絕大多數。據浙江省16個縣（市）、640個可比村、20.89萬農戶調查，養豬戶只有14345戶，僅占總農戶的6.87%。業內有人士估計，2003年生豬空欄戶糧區約占50%左右,棉區尤為突出,空欄率達80%以上。其次，由于南方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在一些經濟落后地區，城鎮化水平低，農村存在大量貧困農民，種田養豬仍然是他們最基本的一種生存保障手段，傳統散養在這些地方將長期存在。如四川、重慶、云南、貴州、農戶散養的比重還在75%～ 90%，生產上勢必呈現規模小、水平低、競爭力不強等弱點。
3．南方養豬業存在的主要問題
近年來，南方養豬業已經從農業經濟的附屬產業逐步成為農業的支柱產業，不少地方的養豬模式已經從傳統的家庭式飼養過渡到專業戶飼養或規模化飼養。養豬業的發展，既豐富了市民的“菜籃子”，也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和推動了農業經濟的發展。然而，南方養豬業的可持續發展除了面臨資源、環境、三農問題等制約因素外，在生產、加工、流通等方面還存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3.1 豬肉食品安全問題
農業部自2001年在全國啟動無公害食品行動計劃,加快了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檢驗檢測和認證體系建設步伐,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我國南方豬肉食品安全仍然存在不少問題。特別是瘦肉精、病死豬肉，無不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據有關報道，從2000年以來，南方各地年年發生瘦肉精事件。2000年1月，杭州數十人食用添加“瘦肉精”豬肉中毒。2月20日，廣東云浮市托洞鎮25人嚴重嘔吐腹瀉，被送進醫院搶救，另有數十名癥狀輕微者也接受了醫院的觀察治療； 8月7日，浙江海寧市法院以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別判處個體養豬戶魏益明、農民孫志福有期徒刑4年，并處罰金。此前，魏在明知食用過量瘦肉精的豬肉可能對人體造成危害的情況下，與孫志福商議將其7頭豬售出，造成40余人中毒； 8月23日，浙江桐廬縣又發生瘦肉精中毒事件，涉及5個鄉鎮180多人。2001年8月，廣東信宜“瘦肉精”豬肉毒倒530人；鶴山市杏壇鎮麥村“瘦肉精”豬肉致使630多名村民中毒。11月，廣東省河源市發生了一起特大 “瘦肉精”中毒案。據事后統計，在整個事件過程當中，河源市共有484人因服食有毒豬肉，住院觀察、治療。2002年3月，蘇州大學附屬第一、第二醫院等幾所醫院相繼收治瘦肉精中毒患者26人。該市疾控中心從中毒者吃剩的豬肝樣品中測得“豬肉精”含量超標5倍以上。2003年上半年，衛生部收到重大食物中毒報告116起，中毒人數3643人，在養殖過程中濫用“瘦肉精”等藥物仍是引起中毒的重要原因之一。2004年4月，廣州東園新村“瘦肉精”害倒祖孫三人。再如媒體消息，據來自深圳市貿工局的粗略統計，深圳豬肉市場的容量在15 000頭左右，每天至少有約100萬kg豬肉通過私宰窩點流向深圳市場。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病死的豬肉。食品安全甚至成為了深圳四屆人大一次會議惟一的議案。在2005年6月初閉幕的會議上， 116名代表聯名提交了大會惟一的議案，議案提出，改變食品監管多頭管理，執法力量分散的局面，改革目前的生豬屠宰管理制度。2005年3月中旬，貴州省遵義市鳳岡縣工商局查獲近5 000kg病死豬肉、500kg香腸和部分加工用具。截至被查獲時，當事人已銷售出5 000多kg產品。2005年12月，福建省閩侯縣法院審理了一起不法分子收購、加工、銷售病死豬（肉）的案件。7名不法分子私設屠宰、加工窩點，專門經營病死豬肉以牟取暴利。在一年多時間里，他們累計向福州市場投放病死豬肉超過200T。另據國內媒體的調查，豬鏈球菌疫情爆發地四川資陽、內江一帶長期存在的一個非法宰殺病死豬、買賣病死豬的鏈條，感染豬鏈球菌的病人中，相當一部分是因為買了病死豬肉或者分食了病死豬肉所致。盡管目前不含瘦肉精、不是病死豬肉等成為市場監管與防范的重點，上述問題已得到遏止；但是，在農業部頒布的“無公害豬肉”指標中，除了疫病外，其它農藥殘留、重金屬殘留、微生物含量等15項指標，南方豬肉仍存在一些安全隱患。如豬肉的藥物殘留問題就比較突出，因為受藥物污染的影響，對歐洲、日本、美國等國家出口的豬肉，被拒收、扣留、退貨、銷毀和中止合同的事件時有發生。
3．2 獸醫保護薄弱問題
近年來，一方面，南方養豬業隨著從國內、外引進種豬的品種數量增多和生豬流通渠道的增多，集約化養豬場的增多和養豬規模不斷擴大帶來的污染變得更嚴重，不僅使豬繁殖呼吸綜合征(PRRS)、豬增生性腸病(PPE)、豬斷奶后多系統衰渴綜合征(PMWS)等疾病傳入我國，導致新疫病不斷增多，非典型癥狀和多病原（病毒）混合感染明顯增多，細菌病、寄生蟲病、免疫抑制性疾病危害加重，一些已控制的老疫病重新抬頭；另一方面，養豬業財政防疫投入不足。據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課題組數據，近年來，中央政府對動物防疫的財政支持大體分為兩部分，一是每年投入近20億元，主要用于動物防疫基礎設施建設，如建立無規定動物疫病示范區、動物疫病國家實驗室等；二是投入15億元動物疫病防治專項經費，主要用于重點疫病的預防與控制。2004年間，這個總數有所增長，兩項費用總共約為50億元。但據測算，2004年僅高致病性禽流感的防治，總經費就需60億元以上。如果加上口蹄疫、豬瘟、雞瘟等疫病，中央財政的防疫投入更顯緊缺。南方各地除國家確立的無規定動物疫病區示范區和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外，不少地方縣級動物防疫監督機構設施缺乏和不足，用于疫苗、病料樣和診斷試劑保存的冷凍設施不達標；而鄉鎮獸醫站長期得不到財政支持，大多實行自收自支，造成人員知識老化、青黃不接，設施簡陋、技術手段落后，一些地方甚至“線斷、網破、人散”，處于防疫針沒人打、產地檢疫沒人搞、豬病沒人看的尷尬局面。使豬瘟、豬丹毒、豬肺疫、豬鏈球菌病、仔豬副傷寒、豬弓形蟲病、豬傳染性胸膜肺炎、豬藍耳病等疾病有很高的發病率、淘汰率和死亡率。盡管《動物防疫法》第11條明確規定：“國家對嚴重危害養殖業生產和人體健康的動物疫病實行計劃免疫制度，實施強制免疫”，但是，由于強制免疫成本缺乏分擔機制，一些地方政府財政匱乏，把防疫服務費轉嫁給養殖戶和農民；而不少養殖戶為降低養殖成本，也不愿意自費免疫。導致免疫密度下降，一些已控制的傳染病，如水泡性疾病、豬瘟(HC)等又重新抬頭，豬的多種疫病呈現擴大趨勢。據專家估計，患病豬的死亡率約占飼養總量的8％。獸醫保護薄弱不僅給基層生產者帶來慘重損失，也使病死豬肉在市場上屢禁不絕，嚴重危害消費者健康。
3.3 豬肉產品加工工業滯后問題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先后從國外引進100條生豬屠宰加工成套生產線，700多條高溫火腿腸生產線和一批低溫制品的關鍵設備等肉類屠宰加工設備，消化和吸收了一些國際前沿技術和工藝。生豬屠宰加工能力和技術水平有明顯的提高，肉制品的花色品種研發能力增強。南方也出現了一批現代化生豬屠宰加工企業。但從整體情況看，南方養豬業產業化程度省際間差異較大，豬肉產品加工工業滯后，整體水平仍然不高，多數肉類加工企業技術裝備落后，企業規模小，創新能力和經濟實力不強，市場集中度比較低。如四川生豬定點屠宰廠(場)4 895個，上規模的豬肉加工企業100多家，年屠宰加工能力僅1 693萬頭，不到生豬出欄總量的1/4。再如湖南肉類加工企業共有611個，它的加工量不到總產量的10％。即使把分割肉、臘制品、腌制品等囊括進來，其加工量仍不到17％。大量的熱鮮肉仍按傳統的方式投放市場，制成冷卻肉和各類西式肉制品的數量很少。湖南生豬主要銷往廣東，以至沿107國道往南，從湖南宜章進入廣東省境內，沿途便可看到獨特一景：公路兩旁隔不了多遠，便有一個收費加水站，給車加水，給豬沖涼。湖南民間流行一種說法：送出去一車豬，拉回來一車水（飲料、礦泉水）。另據有關資料，全國肉類食品行業工業資產總額中前十位省、市、區依次是魯、豫、蘇、蒙、吉、遼、川、冀、粵、京，南方僅占3名。2002年11月，中國肉類協會在規模企業中評出中國肉類食品行業50強企業，南方只有16家，進入前10的僅江蘇雨潤食品集團有限公司（排名第5）、上海市食品集團公司（排名第9） 。南方大多數的肉類加工企業的產品是白條肉，產品單一，附加值低，生豬內臟、肥膘、皮、毛、骨、血、腺體等資源，基本沒有得到再加工和綜合利用。全國火腿腸生產線有500余條，較大的火腿腸生產企業有雙匯、金鑼、鄭榮、雨潤等，也是北方多于南方。河南和山東兩省生產的火腿腸就占全國總產量的85%左右，其中雙匯、金鑼、鄭榮企業的日生產能力在100T以上。另外，在冷鏈流通、連鎖經營等方面，除上海、廣州、南京、武漢、長沙、杭州、成都、重慶等中心城市和少數經濟發達地方占有一定份額外，90％以上的產品仍然是一劈兩半掛在市場露天售賣的。冷卻肉和西式肉制品的生產和消費也處于北方大于南方的格局。
4．南方養豬業可持續發展的思考
綜上所述，我國南方養豬業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建立在以下原則的基礎上：第一，節約資源與資源的保護和高效率利用；第二，種養結合，注重生態環境治理與保護；第三，增加農民收入；第四，健康養殖與豬肉食品安全。總的指導思想應該是：在科學的發展觀指導下，把養豬業生產、農村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治理與保護、資源的培育與高效利用融為一體，達到經濟、生態、社會三大效益統一。
4.1 養豬生產方式應因地制宜
根據有關資料，我國人均耕地僅為世界人均的44.5%、美國人均的15%，而且人口還在以每年凈增1200萬（自然增長率 <10‰）的速度遞增，近10年來耕地卻在以每年近36萬hm2的速度減少；1998年我國人均占有糧食359.8kg，尚未達到國際公認的500kg過關標準，略高于世界人均的345.3kg，僅為美國人均的29.6%。由此可見，一方面是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對畜產品需求的增加，一方面是提供給畜牧生產的飼料糧減少，再一方面是沒有足夠的耕地消納畜禽糞便，致使精料型的養豬業承受著三重壓力。人口眾多、勞力過剩、人均耕地資源稀缺、環境壓力巨大、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一等特點決定了我國養豬生產不可能完全沿襲發達國家那種完全是大型養殖廠的養豬模式，而不得不大、中、小、散并存。當前把“規模化”等同為“現代化”、“產業化”的思想誤區應該糾正。采用勞動集約技術或采用資本集約技術，兩種不同的技術體系在生產成本、適宜市場等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南方各地應根據市場需求和資源優化配置的原則，因地制宜發展不同類型的養豬生產方式。在農民對家庭養豬經濟上已基本不依賴的經濟發達地方，應以發展工廠化、適度規模化養豬為主，采用先進科技，提高生產效率。但是發展工廠化、適度規模化養豬，至少應該實現豬場固體糞便和污水的無害化處理，減少環境污染。由于僅僅為防止污染會加大處理投資和能耗，增加成本，有條件的大型養豬場還應該根據資源化利用方向來決定處理工藝和方法，糞便和污水處理后作活性有機肥或做有機無機復合肥及液肥銷售。而在山區、丘陵區等農民對家庭養豬經濟上仍有較大依賴的地方，應鼓勵種養結合的家庭養豬。中國工程院院士張子儀認為：“5R”的千家萬戶養豬模式應被重新審視（Reduce(節耗)、Reuse(再利用)、Recycle(循環利用)、Rescue(搶救物種)、Reconstruct(重建生態)統稱為“5R”）。其理由是“可以充分利用構不成商品的“農家飼料”，不需或少用運輸能源及國家投入，即可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農家飼料資源，使其轉化為動物性食品，養豬排污也可就地通過農田自然消化。節約了化肥用量，降低了生產成本，又維護了土壤肥力，不形成污染。從戰略上分析，這種生產模式是既符合循環經濟原則，又是保證生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良性模式”。出此之外，我們還應該看到，千家萬戶養豬，對于緩解農村人多地少的尖銳矛盾，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意義。千家萬戶養豬這種形式適應我國實際，在我國具有較強的生命力，政策上要鼓勵，不能動搖。
4.2 克服規模化程度低的弊端和弱點
目前，南方各地養豬規模經營呈快速上升趨勢，但農戶家庭養豬仍占南方養豬業80%左右的比重。囿于資源、環境等因素，用工廠化養豬替代千家萬戶養豬并不現實。對于千家萬戶養豬模式呈現的養豬環境差、規模小、水平低、競爭力不強等弱點，應通過以下途徑解決：其一，發展沼氣，改善養豬環境，提高豬的健康水平，保障產品品質；其二，普及科學養豬知識，推廣品種改良技術與人工授精技術、早期斷奶技術、營養技術、疾病防治技術等，提高生產水平；其三，發展農村經合組織，實行“公司+協會（基地）+農戶”模式，實現千家萬戶養豬的“鋪天蓋地”與龍頭企業的“頂天立地”相結合。實踐已證明，通過這些途徑，在充分釋放農戶家庭養豬的種養結合的生態合理性、節約資源與生產成本低的經濟性的同時，能較好地克服其生產效率低、生產與銷售環節的衛生程度低、小生產對大市場的適應性低等弊端。如去年四川資陽市、內江市發生豬鏈球菌病疫情，媒體報道和官方總結都稱疫區的養豬小區和規模化養豬沒有發生一例豬鏈球菌病，認為改變養豬方式是減少疫情危害的關鍵。但是這種說法不能解釋同時存在的一個事實：處在資陽市范圍內被疫區包圍，且以農戶散養為主的養豬大縣安岳，沒有發生一例病情。之所以在疫情的汪洋大海包圍之中泰山不動，一是動物防疫工作扎實，二是從2002年起連續實施了農村沼氣國債項目、農村小型公益設施農村沼氣項目，在建設沼氣池的同時，進行改圈、改廁、改廚，，使得“豬進圈、糞便進池、沼渣沼液進果園”，改善了養豬環境，提高了豬的健康水平，突破了動物疫病瓶頸。充分說明改善養殖環境同樣能避免疫情危害。而且由于實行種養結合，糞污實現了資源化多級利用和轉化，農民種植桑菜果、養魚等，畜牧業養殖和種植業、漁業、林業的協調發展，取得更好的經濟效益，展現了生態循環農業的勃勃生機。據農業部透露，2003年以來，中央每年投入10億元國債資金，建設100多萬個農村沼氣戶。目前，全國沼氣建設呈加速發展態勢，年新建戶用沼氣超過150萬戶，目前，全國共有1540多萬農戶用上了沼氣。沼氣已成為越來越多的農村實行種養結合的節點，為農民增收節支帶來的直接效益達75億元。再如，傳統分散飼養和大市場的脫節，使很多養殖場戶難以避免盲目生產和市場風險，甚至有不少中小養殖場戶因為市場風險而關停并轉。為有效解決這個矛盾，浙江省突出機制創新，積極培育新型市場主體。一是培育生產型、經營型、加工型畜牧業龍頭企業，上聯市場，下接基地和農戶，以市場化經營形式和規模化生產方式實現小生產和大市場的有效銜接。目前全省已經建立各級龍頭企業500多家，其中國家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省級骨干農業龍頭企業31家。二是著力組建專業合作社。至2004年底,全省已建成縣鄉級以上畜牧產業協會和專業合作社269個，帶動13萬戶農戶和3.05萬個規模養殖基地，飼養畜禽7983萬頭（只）。各類畜牧專業合作社在市場與企業、甚至其他農戶間起到了有效連接和黏合作用，極大地避免生產的盲目性、波動性和趨同性，提升了產業的集聚度，提高了畜產品質量和市場競爭力。三是著力推進畜產品市場體系建設，初步形成了以大型批發市場為龍頭、專業市場為骨干、集貿市場為基礎的畜產品市場營銷網絡。通過三類主體的培育，在轉變生產方式的同時實現了生產與市場的對口銜接。目前，全省已經擁有2 000多個畜產品品牌，約7％的畜產品直接進入城市超市、連鎖店等現代商業渠道，45%左右的畜產品實現了訂單化生產。
4．3 走內涵式發展道路
根據我國人口不斷增長、耕地不斷減少，以及糧食增長有限、環境壓力大的國情，南方養豬業走外延式擴大再生產的路子是絕對行不通的。內涵式擴大再生產的內涵是：第一，利用科學技術，提高生產水平，增加出欄率和出欄胴體重。2003年我國生豬存欄4.7億頭，出欄商品豬5.865億頭，豬肉產量4519萬噸，出欄率為125%，出欄體重77千克，人均豬肉占有量34.7千克。以此推算：到2010年，我國的人口達14億時，假設人均豬肉占有量仍保持34.7千克，豬肉產量應該為4860萬噸。如果出欄率與出欄體重不變，則需出欄商品豬6.312億頭，存欄量將達5.1億頭。如果通過提高繁育技術，推廣人工授精技術、仔豬早期斷奶技術等減少種豬存欄量，通過加強獸醫保護減少疫病死亡，即使千家萬戶養豬為主體的生產格局沒有多大變化，出欄率達到135%是可能的，那么存欄量可維持在4.7億頭。如果出欄率仍維持在125%的水平，但頭均胴體重達到90千克，則僅需出欄商品豬5.4億頭，存欄量甚至略低于2003年的4.7億頭。南方養豬以本地豬為母本的二、三元雜交豬為主，有研究表明：出欄體重90?～100?，在飼料報酬、屠宰率和胴體瘦肉率等都是較適宜的。第二，加強獸醫保護，減少疾病造成的死亡和病死豬對消費者健康的危害。我國患病豬的死亡率約占飼養總量的8％，如以南方生豬主產省在全國所占比重推算，2004年我國生豬存欄48,189.1萬頭，出欄61,800.7萬頭，飼養總量109989.8萬頭，南方主產省病死的豬高達5180萬頭！獸醫保護薄弱不僅給基層生產者帶來慘重損失，也使病死豬肉在市場上屢禁不絕，嚴重危害消費者健康。要解決這一問題，一方面應在農村大力宣傳科學養殖技術與牲畜防疫知識，幫助農民改善圈舍的衛生環境，牢固樹立防疫防病的意識。只有農戶自覺主動的配合畜禽防疫免疫工作，才能保證防疫密度，避免畜禽疫病的大范圍發生；發生了畜禽疫病，也能即時上報和對病死畜禽進行無害化處理，才能防止疫情的蔓延，減小對社會的危害；另一方面應加大對農村基層動物防疫體系的資金投入，改變一些地方存在的鄉鎮畜牧獸醫站經費匱乏、基礎設施嚴重不足、人員素質低的狀況，進一步建立健全動物疫病防治體系，完善基層獸醫工作機構，加強基層防疫隊伍建設。第三，發展冷鏈流通，連鎖經營，突破豬肉安全瓶頸，并增強肉制品的花色品種研發能力，延長豬肉產品“效益鏈”。首先，要鼓勵肉類屠宰加工企業和基地養豬戶之間建立起相對穩定的聯系，從生產源頭開始一直到銷售終端均實行嚴格的安全保障，實行統一配送、連鎖專賣，從而保障豬肉安全和提高市場競爭力。目前南方各地已有一些龍頭企業推出了豬肉產銷一條龍的“品牌專賣”機制。如去年4月在廈門開始豬肉品牌經營的 “銀祥放心肉”，由銀祥公司和一些有資質的養豬場簽定“定點聯盟”合同，豬場按照公司制定的標準、并在公司的監督下進行生產，公司保證豬場的生豬收購價格；同時在運輸、零售等各個環節對豬肉質量全程監控，每個月定期將樣品送到省中心檢驗所進行無公害豬肉各項指標的檢測，不達標者決不允許銷售。對傳統的批發和零售模式形成了不小沖擊。其次，要改變南方的肉類屠宰加工的產品單一，附加值低的狀況。應該通過消化和吸收一些國際前沿技術和工藝，提高生豬屠宰加工能力和技術水平，增強肉制品的花色品種研發能力。如河南雙匯，一頭豬能分出200多個產品,骨有頸骨、胸骨、脊骨，排有大排、帶脂大排、前排、精小排、加厚排，還有專供煉油的精膘、板油，有出口歐美的、有專供俄羅斯的……從冷鮮肉到火腿腸，到低溫肉制品，到腌臘制品、調味料制品、速凍制品、方便湯料，由生到熟、由粗到細，看似小小的一塊豬肉，就是在這不斷的變化中增值。第四，大力保護和利用地方豬種質資源。近年來，我國養豬業單純追求生產水平的提高，盲目引種無計劃的雜交，我國豬種資源遭到破壞，使養豬生產系統的復雜多元結構與品種單一化結構的矛盾日益突出，產品單一化趨勢與產品市場的多極性也越來越不相適應。目前正在各地推廣杜洛克×長白×大約克三元雜種商品豬(簡稱洋三元)生產，其具有較快的生長速度(90kg體重日齡為140～160d)、較低的料肉比(2.6～3.0)和較高的胴體瘦肉率(61%～65%)。但是，這些豬也有明顯的缺點，如產仔數較少(每窩8～10頭)、繁殖障礙多、母豬情期受胎率低(70%～80%)、飼養條件要求較高、出現PSE(Pale soft excudative)肉的比例較高。而我國尤其是南方地方豬種具有繁殖率高、肉質好等優點。保護好地方豬種資源，保持地方豬種優良的經濟性狀，并利用其優良的特性培育生產優質豬，對我國養豬業的持續發展和進一步開拓國際市場具有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