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貼來自：中國青年報 董月玲 張開平

出人意料，去年哈佛最受歡迎的選修課是“幸福課”，聽課人數超過了王牌課《經濟學導論》。教這門課的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講師，名叫泰勒·本－沙哈爾。

在一周兩次的“幸福課”上，本－沙哈爾沒有大講特講怎么成功，而是深入淺出地教他的學生，如何更快樂、更充實、更幸福。

本－沙哈爾自稱是一個害羞、內向的人。“在哈佛，我第一次教授積極心理學課時，只有8個學生報名，其中，還有2人中途退課。第二次，我有近400名學生。到了第三次，當學生數目達到850人時，上課更多的是讓我感到緊張和不安。特別是當學生的家長、爺爺奶奶和那些媒體的朋友們，開始出現在我課堂上的時侯。”

本－沙哈爾成了“哈佛紅人”。校刊和《波士頓環球報》等多家媒體，報道了積極心理學課在哈佛火爆的情景。

“幸福課”為何會在哈佛大受歡迎？
我們越來越富有，可為什么還是不開心呢？

“我曾不快樂了30年。”本－沙哈爾這樣說自己。

他也是哈佛的畢業生，從本科讀到博士。在哈佛，作為三名優秀生之一，他曾被派往劍橋進行交換學習。他還是個一流的運動員，在社團活動方面也很活躍。但這些并沒有讓他感到持久的幸福。他坦言，自己的內心并不快樂。

“最初，引起我對積極心理學興趣的是我的經歷。我開始意識到，內在的東西比外在的東西，對幸福感更重要。通過研究這門學科，我受益匪淺。我想把我所學的東西和別人一起分享，于是，我決定做一名教師。”

在本－沙哈爾第二次開設“幸福課”的2004年，哈佛校報上有一篇報道：《學校面臨心理健康危機》，標題下的導語說：在過去的一年，絕大多數學生感到過沮喪和消沉。文章引述了一位學校舍區輔導員寫給舍區主管的信。

“我快覆沒了。”這位輔導員寫道。在他分管的舍區內，有20個學生出現了心理問題。一個學生因為嚴重焦慮而無法完成學期作業；另一個學生因為精神崩潰而錯過三門考試……舍區主管把這封信轉給了哈佛校長，并強調該舍區的問題并不是特例。

一位曾患嚴重焦慮和情緒紊亂的哈佛畢業生說：大多數哈佛學生還沒意識到，即使那些表面看來很積極、很棒的學生，也很有可能正在被心理疾病折磨著，即使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也未必意識到他有心理問題。

“在內心深處，我經常覺得自己會窒息或者死去。”這名學生說。她時常不明原由地哭泣，總要把自己關起來才能睡覺。她看過幾個心理醫生，試過6種藥物，休學兩個月，來應付自己的心理問題。”我是一個成績優異的哈佛精神病患者。”她這樣描述自己。

有個名叫瑪麗亞的哈佛女生，在宿舍內自殺，年僅19歲。她的室友回憶說：就在自殺前一晚，瑪麗亞和班里同學談論天氣時，還表現得十分開心的樣子。“她看起來很好。她在聽音樂，調子好像還很歡快。”

哈佛一項持續6個月的調查發現，學生正面臨普遍的心理健康危機。調查稱：過去的一年中，有80%的哈佛學生，至少有過一次感到非常沮喪、消沉。47%的學生，至少有過一次因為太沮喪而無法正常做事，10%的學生稱他們曾經考慮過自殺……

“我們越來越富有，可為什么還是不開心呢？”這是令許多美國人深感困惑的問題。據統計，在美國，抑郁癥的患病率，比起20 世紀60年代高出10倍，抑郁癥的發病年齡，也從上世紀60年代的29.5歲下降到今天的14.5歲。而許多國家，也正在步美國后塵。1957年，英國有52％的人，表示自己感到非常幸福，而到了2005年，只剩下36％。但在這段時間里，英國國民的平均收入卻提高了3倍。

我們來到這個世上，到底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本－沙哈爾堅定地認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是所有目標的最終目標。

“人們衡量商業成就時，標準是錢。用錢去評估資產和債務、利潤和虧損，所有與錢無關的都不會被考慮進去，金錢是最高的財富。但是我認為，人生與商業一樣，也有盈利和虧損。具體地說，在看待自己的生命時，可以把負面情緒當作支出，把正面情緒當作收入。當正面情緒多于負面情緒時，我們在幸福這一“至高財富”上就盈利了。長期的抑郁，可以被看成是一種“情感破產”。整個社會，也有可能面臨這種問題，如果個體的問題不斷增長，焦慮和壓力的問題越來越多，社會就正在走向幸福的“大蕭條”。”

一項有關“幸福”的研究表明，人的幸福感主要取決3個因素：“遺傳基因、與幸福有關的環境因素以及能夠幫助我們獲得幸福的行動。而積極心理學，可以幫助人們活得更快樂、更充實。幸福，是可以通過學習和練習獲得的。”

本－沙哈爾說：”我知道它是可行的，因為，它已深深地幫助了我。”

我們的很多課，都在教學生如何更好地思考、更好地閱讀、更好地寫作，可是為什么就不該有人教學生更好地生活呢？把艱深的積極心理學學術成果簡約化、實用化，教學生懂得自我幫助，這是本－沙哈爾開設”幸福課”的初衷。

幸福，應該是快樂與意義的結合
讓本－沙哈爾對幸福的理解，發生根本轉變的起因，是他早年的一次重要經歷。

16歲那年，在以色列長大的本－沙哈爾，獲得了全國壁球賽的冠軍。在長達5年的訓練中，空虛感如影相伴，他一直覺得生命中缺少了什么。雖為此悶悶不樂，但他仍堅信：無論身體或心理都要堅強，才能最終取勝；而勝利，一定會帶來充實感，也能讓自己最終幸福。

終于，本－沙哈爾如愿以償，奪冠后的他欣喜若狂，和家人、朋友舉行了隆重的慶賀。那時，他對自己的理念更加深信不疑：成功可以帶來快樂，過去所受的種種苦痛，都是值得的。

“可就在那天晚上，睡前我坐在床上，試著再回味一下無限的快感。可是突然間，那種勝利的感覺，那種夢想成真的喜悅，所有的快樂，都消失得無影無蹤。我的內心，忽然又變得很空虛，只有迷惘和恐懼。淚水涌出，不再是喜極而泣，而是傷心難過。在如此順意的情況下，尚不能感到幸福的話，那我將到何處，去尋找我人生的幸福？”

他極力讓自己鎮定，并告訴自己這只是暫時的神經過敏。但在接下來的日子里，他仍沒有找回快樂；相反，內心的空虛感越來越重。慢慢地他發現：勝利，并沒為他帶來任何幸福，他所依賴的邏輯徹底被打破。“從那時起，我開始對一個問題非常著迷：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本－沙哈爾注意觀察周圍的人，誰看起來幸福，他就向誰請教。他讀有關幸福的書，從亞里士多德到孔子，從古代哲學到現代心理學，從學術研究到自助書籍等等。最后他決定去大學主修哲學和心理學。

他的幸福觀，逐漸清晰起來：幸福，應該是快樂與意義的結合。

“一個幸福的人，必須有一個明確的、可以帶來快樂和意義的目標，然后努力地去追求。真正快樂的人，會在自己覺得有意義的生活方式里，享受它的點點滴滴。”

本－沙哈爾竟然從漢堡里，總結出了四種人生模式。

當年，為了準備重要賽事，除了苦練外，他須嚴格節制飲食。開賽前一個月，只能吃最瘦的肉類，全麥的碳水化合物，以及新鮮蔬菜和水果。他曾暗中發誓，一旦賽事完了，一定要大吃兩天“垃圾食品”。比賽一結束，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到自己喜愛的漢堡店，一口氣買下4只漢堡。當他急不可待地撕開紙包，把漢堡放在嘴邊的剎那，卻停住了。因為他意識到，上個月，因為健康的飲食，自己體能充沛。如果享受了眼前漢堡的美味，很可能會后悔，并影響自己的健康。望著眼前的漢堡，他突然發現，它們每一種都有自己獨特的風味，可以說，代表著四種不同的人生模式：

第一種漢堡，就是他最先抓起的那只，口味誘人，但卻是標準的“垃圾食品”。吃它等于是享受眼前的快樂，但同時也埋下未來的痛苦。用它比喻人生，就是及時享樂，出賣未來幸福的人生，即“享樂主義型”；
第二種漢堡，口味很差，里邊全是蔬菜和有機食物，吃了可以使人日后更健康，但會吃得很痛苦。犧牲眼前的幸福，為的是追求未來的目標，他稱之為“忙碌奔波型”；
第三種漢堡，是最糟糕的，既不美味，吃了還會影響日后的健康。與此相似的人，對生活喪失了希望和追求，既不享受眼前的事物，也不對未來抱期許，是“虛無主義型”；
會不會還有一種漢堡，又好吃，又健康呢？那就是第四種“幸福型”漢堡。一個幸福的人，是即能享受當下所做的事，又可以獲得更美滿的未來。
不幸的是，據本－沙哈爾觀察，現實生活中的大部分人，都屬于“忙碌奔波型”。

人們習慣性地去關注下一個目標，而常常忽略了眼前的事情

本－沙哈爾經常講“蒂姆的故事”。在這個故事里，晃動著許多人熟悉的影子：

蒂姆小時候，是個無憂無慮的孩子。但自打上小學那天起，他忙碌奔波的人生就開始了。父母和老師總告誡他，上學的目的，就是取得好成績，這樣長大后，才能找到好工作。沒人告訴他，學校，可以是個獲得快樂的地方，學習，可以是件令人開心的事。因為害怕考試考不好，擔心作文寫錯字，蒂姆背負著焦慮和壓力。他天天盼望的，就是下課和放學。他的精神寄托就是每年的假期。

漸漸地，蒂姆接受了大人的價值觀。雖然他不喜歡學校，但還是努力學習。成績好時，父母和老師都夸他，同學們也羨慕他。到高中時，蒂姆已對此深信不疑：犧牲現在，是為了換取未來的幸福；沒有痛苦，就不會有收獲。當壓力大到無法承受時，他安慰自己：一旦上了大學，一切就會變好。

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時，蒂姆激動得落淚。他長長舒了一口氣：現在，可以開心地生活了。但沒過幾天，那熟悉的焦慮又卷土重來。他擔心在和大學同學的競爭中，自己不能取勝。如果不能打敗他們，自己將來就找不到好工作。

大學4年，蒂姆依舊奔忙著，極力為自己的履歷表增光添彩。他成立學生社團、做義工，參加多種運動項目，小心翼翼地選修課程，但這一切完全不是出于興趣，而是這些科目，可以保證他獲得好成績。

大四那年，蒂姆被一家著名的公司錄用了。他又一次興奮地告訴自己，這回終于可以享受生活了。可他很快就感覺到，這份每周需要工作84小時的高薪工作，充滿壓力。他又說服自己：沒關系，這樣干，今后的職位才會更穩固，才能更快地升職。當然，他也有開心的時刻，在加薪、拿到獎金或升職時。但這些滿足感，很快就消退了。

經過多年的打拼，蒂姆成了公司合伙人。他曾多么渴望這一天。可是，當這一天真的到來時，他卻沒覺得多快樂。蒂姆擁有了豪宅、名牌跑車。他的存款一輩子都用不完。

他被身邊的人認定為成功的典型。朋友拿他當偶像，來教育自己的小孩。可是蒂姆呢，由于無法在盲目的追求中找到幸福，他干脆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眼下，用酗酒、吸毒來麻醉自己。他盡可能延長假期，在陽光下的海灘一呆就是幾個鐘頭，享受著毫無目的的人生，再也不去擔心明天的事。起初，他快活極了，但很快，他又感到了厭倦。

做“忙碌奔波型”并不快樂，做“享樂主義型”也不開心，因為找不到出路，蒂姆決定向命運投降，聽天由命。但他的孩子們怎么辦呢？他該引導他們過怎樣的一種人生呢？蒂姆為此深感痛苦。

為什么當今社會有那么多”忙碌奔波型”的人呢？本－沙哈爾這樣解釋：因為人們常常被“幸福的假象”所蒙蔽。

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文化背景是這樣的：假如孩子成績全優，家長就會給獎勵；如果員工工作出色，老板就會發給獎金。人們習慣性地去關注下一個目標，而常常忽略了眼前的事情，最后，導致終生的盲目追求。

然而一旦目標達成后，人們常把放松的心情，解釋為幸福。好像事情越難做，成功后的幸福感就越強。不可否認，這種解脫，讓我們感到真實的快樂，但它絕不等同于”幸福”。它只是”幸福的假象”。

這就好比一個人頭痛好了之后，他會為頭不痛而高興，這是由于這種喜悅，來自于痛苦的前因。”忙碌奔波型”的人，錯誤地認為成功就是幸福，堅信目標實現后的放松和解脫，就是幸福。因此，他們不停地從一個目標奔向另一個目標。

在本－沙哈爾看來，尋找真正能讓自己快樂而有意義的目標，才是獲得幸福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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